文艺批评 | 葛兰西：教育与文化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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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领袖，他的哲学及其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被监禁期间所作的《狱中札记》中。20世纪初的欧洲，为服务各个专业部门和职业的需求，一整套专业学校体系在不同的水平上被创立起来。但由于缺乏明确清楚的原则，也没有精心研究和自觉制定的计划，该分化与独立的过程进行得无序而混乱，并导致了严重的教育危机。在本文中，葛兰西集中表达了对教育与文化组织的思考，并指出公立学校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葛兰西认为，当时爆发的学校教学大纲与教育组织的危机，即形成现代知识干部政策总体制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广泛和普遍的组织危机的一个方面和后果。要明智地解决危机就应该采纳以下方针:首先是传授总体、人文、造型文化的普通基础教育，以这类普通教育为起点，经过以职业为指向的反复实验，学生会转到某一专业学校或者某一生产工作中去。公立学校或者具有人文学科或常规教育性质的学校，使青年男女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具备智识和实际创造能力以及确定方向和积极进取的自主意识以后，应该旨在促使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并且，公立学校的最后阶段应被看作并设定为决定性的阶段，旨在培养“人文学科”的基本价值标准、智识自律和精神独立。而创造性学校是现行学校的顶点，以已经实现的社会典型的“集体化”为基础，旨在扩展人格——如今已具有自主性和责任感，并具有稳定和相同的道德与社会良知。总之，公立学校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在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新型关系的开端。这一总原则因此将反映在所有的文化机体中，改变它们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

本文节选自葛兰西《狱中札记》，译者曹雷雨、姜丽、张跣，转载自公众号“上河卓远文化”，特此感谢！

葛兰西

教育与文化的组织

文 | 葛兰西 

译 | 曹雷雨、姜丽、张跣

《Prison Notebooks》，Antonio Gramsci著，

Lawrence & Wishart出版，1971年

总体上可以看到，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已变得如此复杂，各门科学与日常生活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致使每一种实践活动都势必要为自己的管理者和专家创立一类新的学校，并且在较高的层次上创造一批在这些学校任教的专家知识分子。因此，除了可以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这类学校(传统学校最古老的形式，其目的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发展无差别的常规教育、基本的思考力和生活处事的能力)，一整套专业学校体系已经在不同的水平上被创立起来，以便为整个专业部门或职业服务，而这些部门或职业早已专业化并被限定在明确的范围内。的确可以说，如今爆发的教育危机恰恰与以下事实相关，那就是该分化与独立的过程正在无序地进行，既缺乏明确清楚的原则，也没有精心研究和自觉制定的计划。学校教学大纲与组织的危机，即形成现代知识干部政策总体制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广泛和普遍的组织危机的一个方面和后果。古典学校和专业(职业)学校的基本划分是个合理的惯例:专业学校所针对的是劳动阶级，而古典学校则针对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城市和乡村工业基础的发展意味着不断增长的对新型城市知识分子的需求。除了古典学校，还出现了技术学校(职业性的，不是为培养劳工所设)，这使得具体教学大纲，即以希腊–罗马传统为基础的常规教育的人文学科教学大纲原则前途未卜。该教学大纲一旦遭到质疑，可以说终将难逃厄运，因为它的发展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某一文明形式传统上无可置疑的威望。

如今的趋势是废除一切“无关紧要”(不能满足直接利益的需要)或“造型式”的教育(最多只是小规模地服务于一小撮淑女和绅士精英，这些人不必急于保证自己未来的职业)。而专业化的职业学校反倒在稳步增长，学生的前途和未来所从事的活动都提前在这里得以确定。要明智地解决危机就应该采纳以下方针:首先是传授总体、人文、造型文化的普通基础教育，这将会打破发展手工(技术上和工业上的)劳动能力与发展智识工作所需能力之间的平衡。以这类普通教育为起点，经过以职业为指向的反复实验，学生会转到某一专业学校或者某一生产工作中去。我们应该想到，每一种实践活动为自身创立自己的专业学校这种不断发展的趋势，正如智识活动往往为自身创立自己的文化团体一样;后者具有校外机构的职能，专事于安排种种条件，以便在这里能够跟上某个科学领域的任何进步。我们也会看到，审议机构往往逐步将自己的活动分为两个“有机的”部分:一部分是构成其实质的审议活动，另一部分是技术–文化活动，在后一部分活动中，它们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首先要经过专家的审查和科学的分析。后一部分活动早已以一种新的组织体创造了一整套官僚机构;除了为审议机构准备技术材料的专家所组成的专业部门以外，另一个公务员机构创立起来了(多少有些无私的“志愿者”，有时选自工业部门，有时选自银行系统，有时选自信贷公司)。这是职业官僚藉以最终控制政体和议会的机构之一;如今该机构正得以有机地扩展，并且正在把私营企业的大专家吸引到自己的领域中来，从而达到控制政体和官僚的目的。这便促成了一种必然的有机发展状况，那就是往往把具有政治技能的专业人员与解决管理当今庞大复杂民族社会基本实践活动之具体问题的专业人员结合起来。因此，任何想从外部消除这些趋势的企图，除了引发说教和悲叹之外，不会产生任何结果。

这便引出了如何改善技术–政治人员的训练，根据新的需要对他们进行培养的问题，以及如何创造一类新的专业公务员的问题，他们将作为一个团体补充完成审议活动。只为规范司法活动培养的传统型政治“领导者”正在逐渐落伍，成为危害国家生活的代表:领导者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一般技术培训，如果不能独自“创造出”正确的方案，那么至少也能知道如何判定由专家所提出的方案，从而以政治技术的“综合”视角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1880年的罗马街道

力求结合自身实际运作所需技术知识的那类审议机构已在别处做了论述，那里谈到了某些评论杂志编辑部的情况，它们有时同时行使编辑部和文化团体的职能。该团体像一家机构一样开展批评工作，从而有助于明确各个编辑的任务，他们的活动是根据提前合理规划劳动计划与分工来安排的。通过每个人都作为自己领域的专家并有助于完善集体专业知识的集体式讨论和批评(包括建议、忠告、对方法的评价、建设性的并旨在相互教育的批评);编辑们的平均水平实际上有效地得以提高，以至于达到最高技术水平或能力，从而不仅保证了杂志工作更加精密有机的协作，而且也为知识分子同类团体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培养这些知识分子是为了使其从事固定有序的“写作”活动(不仅是断断续续地出版著作或发表短文，而且要做有机、综合的研究工作)。

在这种集体活动中，无疑每项任务都提供了新的工作容量与可能性，因为它创造了更为有机的工作条件:文件、参考文摘、基础专业工作藏书等等。该活动要求与粗陋浅薄、临时拼凑、“虚夸不实”或为了装装样子而提出方案这类习俗不懈地斗争。该工作尤其是要以书面的形式来完成，因为批评工作必须以书面形式来进行，即以简明扼要的笔记形式:通过及时分发材料等方法就可以办到;写笔记和批评是一个教导原则，其必要性是由与公共发言中形成的习俗(啰嗦冗长、蛊惑人心和谬误推理)做斗争的要求决定的。为了将正统学校教育所提供的学习原则给予自学者，并且为了将智识工作泰勒化，这项智识工作是必要的。因此，在关于巴西利奥·波蒂的那不勒斯学校的回忆录中，德·桑克蒂斯所谈到的“圣齐塔的长老们”的原则是有用的:即对所有能力与态度进行某种“分层”是有用的，对在那些能够加速培养最为落后和未受训练者的具有最高技能和最先进者的指导下所形成的工作团体加以某种“分层”也是有用的。当我们要研究公立学校的实际组织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便在于教育过程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与学生的年龄和智识–道德发展以及与学校自身的目标是一致的。公立学校或者具有人文学科(在广义上而非仅仅在传统意义上采用“文科”这一术语)或常规教育性质的学校，使青年男女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具备智识和实际创造能力以及确定方向和积极进取的自主意识以后，应该旨在促使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对接受义务教育年龄的规定取决于总体经济条件，因为后者使得青年男女甚或是儿童发挥某种生产作用的要求成为必要。公立学校需要国家能够承担学生的学习费用，目前这些费用是由家庭负担的;换句话说，这就彻底地转化了国家部门的预算，将它扩展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并使之更加复杂。教育培养新一代的全部职能由私人的变为国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划分集团或等级，将教育普及到整个下一代。但这种学校活动的转化需要学校实际组织，即教学设施、科学资料、教职员工等等空前的扩大。尤其是要扩充教职员工，因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比率越小，学校的效率则越高，而这会引发其他一些既不易于解决又不能很快解决的问题。教学设施的问题也并不简单，因为这类学校应该是一所学院，拥有宿舍、食堂、专业图书馆、为课堂教学设计的教室等等。因此这类新型学校最初便必须同时也免不了只为有限的集团服务，其成员是经过竞争选拔或由同类机构推荐的青年。

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意大利

公立学校应该相当于现今的中小学阶段，中小学不仅在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而且在教程不同阶段的安排上进行了改革。最初的小学教育不应该长于三到四年，而且除了传授“工具性”的教育内容——读、写、算、地理、历史——尤其应该涉及如今遭到忽视的一部分教育内容，那就是“权利与义务”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初步概念，这些概念作为一种新世界观的基本因素向不同传统社会环境所传达的概念，即那些可以被称作民间的概念提出挑战。教学问题在于缓和最初几年不可避免的典型教条式方法并使之富有成效。剩余的教程不应该超过六年，以便学生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能够完成公立学校的全部教育。人们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有效地达到目前古典学校体制想达到却未能达到的结果的话，这样的教程设置因为进度太快而会令人精疲力竭。但新的体制总的来说将不得不包括一些一般因素，这些因素实际上使得如今的教程过于缓慢，至少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是这样。那么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呢?在许多家庭中，特别是在知识阶层的家庭中，孩子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准备、延长并完成了学校生活;严格地说来，他们“吸收”了有利于教程的全部观念和看法。他们早已知道并发展了他们的文学语言知识，即表达与知识的手段，这在技能上要比六岁到十二岁之间的一般学生所掌握的手段优越得多。因此，城市儿童正是由于生活在城市，到六岁的时候就吸收了大量的观念和看法，这使得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更为容易、有益和迅速。在公立学校的基本体制中，至少一定会具备这些条件的要素——更不用说，与公立学校对应的一系列幼儿园和其他机构会发展起来，甚至是学龄前儿童也会习惯于某种集体训练并且获得学前观念和看法。实际上，公立学校组织得像一所学院，具有全日制的集体生活，没有如今那些虚伪而机械的训练方式;学校应该集体地进行，并且有教师和优等生的帮助，甚至是在所谓的自学等等时间内也是如此。

现存学校学习阶段构成了基本问题，该阶段如今是以中学学习(liceo)为代表的，并且就这种教育而论迥异于上述的各个学习阶段，除非抽象地假设学生具有较成熟的智力和精神，这种成熟度又与他较大的年龄和早已积累的经验相匹配。

实际上，中学与大学之间，即严格意义上的学校学习与生活之间，如今存在着一个跳跃，一次连续性的真正中断，而非从量(年龄)到质(智力与精神的成熟)的合理阶段。学生从以死记硬背为主的几乎纯粹教条式的教育阶段过渡到创造阶段，即独立自主的工作阶段。学生从由校方强制和监控学习的阶段过渡到研究或职业工作的阶段，这时期智识的自律和精神的独立在理论上都没有限制。这紧跟在青春期危机之后，这时本能和原始的热情与受教育过程中性格与良知的束缚之间的斗争尚未结束。此外，意大利大学中“课堂讨论”的方法尚未普及，因此这一过程便更为生硬和机械。

1862年，罗马郊区的牛和车

相形之下，应该把公立学校的最后阶段看作并设定为决定性的阶段，旨在培养“人文学科”的基本价值标准、智识自律和精神独立，这都是以后的专业所必需的——不论该专业是科学性的(大学研究)还是直接实践–生产性的(工业、公务、商业机构等等)。对科学与生活中创造性方法的学习与研究必须始于公学的最后阶段，不再为大学所垄断或者是靠在实际生活中碰运气。在该学校的学习阶段肯定会有利于个人独立责任感的发展，这样的学校具有创造性。必须对创造性学校和现行学校做出区分，哪怕是以道尔顿教学法赋予后者的形式来区分。整个公学就是一所现行学校，尽管有必要对该领域的自由论思想加以限制，也有必要有力地强调成年人，即国家“塑造”新一代的责任。现行学校尚处在理想化的阶段，同机械式和耶稣会学校对抗的成分得到病态地夸大—有意与后者明显区别开来。出于可探讨的原因，有必要进入“古典的”、理性的阶段，在要达到的目的中找到发展恰当方法与形式的自然源泉。

创造性学校是现行学校的顶点。第一阶段旨在纪律训练，从而消除纪律——取得某种可以被称作“动态的”“成规”。在创造性阶段，以已经实现的社会典型的“集体化”为基础，旨在扩展人格——如今已具有自主性和责任感，并具有稳定和相同的道德与社会良知。因此，创造性学校并不是指培养“创造者与发明家”的学校;它指的是研究与认识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方法，而不是指不惜任何代价以求新求异为义务去完成预定“大纲”。它表明，学习过程尤其是要通过学生自发自觉的努力来进行，而教师所行使的职能只能是友好的指导——正如大学中所进行或应该进行的那样。没有外在的启示或帮助而要发现真理本身，这便是创造——即使这一真理早已有之。它证明了对方法的掌握，表明人们无论如何都能进入智识的成熟阶段，而在这一阶段能够发现新的真理。因此，在该阶段，学校的基本活动是在课堂讨论、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展开的;同时，可以为专业方向收集有机材料。

公立学校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在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新型关系的开端。这一总原则因此将反映在所有的文化机体中，改变它们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

本文节选自葛兰西《狱中札记》

 《狱中札记》

作者: 葛兰西

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译者: 曹雷雨 / 姜丽 / 张跣

出版年: 2014-11

页数: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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